|
浙江的一件環境污染案件開出了7500萬元的罰單
新《環保法》實施已近5個月整，自出臺以來就備受關注，被稱為史上最嚴。而最近，浙江的一件環境污染案件開出了7500萬元的罰單，據稱，這是浙江企業因犯污染環境罪被法院處以金額的最高處罰。
5月26日，浙江當地媒體《今日早報》報道稱，衢州龍游法院近日對浙江金帆達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法處置危險物質重大污染環境案依法公開宣判，金帆達公司被一審判處罰金7500萬元，公司主要負責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4個月至6年不等。
上述報道稱，2011年10月至2013年5月，金帆達公司共非法處置草甘膦母液3.5萬余噸，直接排放至衢州市巨化停車場、德清河道、富陽小溪等處。2011年下半年，金帆達公司委托不具備危險廢物處置資質的新禾公司非法為金帆達公司處置草甘膦母液，并收取每噸80元至100元的處置費用。
法院認為2家被告單位和18名被告人均已構成污染環境罪，一審以污染環境罪判處被告單位金帆達公司罰金7500萬元、新禾公司罰金400萬元。判處被告共18人有期徒刑1年4個月至有期徒刑6年不等，并處罰金1萬元至100萬元不等。目前各被告單位和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訴。
《今日早報》稱，這起案件是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后的全國首例環保大案，系公安部重點督辦案件，被列為全國十大污染環境案之一。
界面新聞注意到，該案的罰款金額也創出新高。在能查閱到的記錄中，該案成為今年新《環保法》實行以來單個企業領到的最高罰單，而且也屬于中國環保領域歷史上最高的罰單之一。早在2014年6月，環保部曾開出史上最大罰單，19家企業因脫硫設施存在突出問題，被罰脫硫電價款或追繳排污費合計4.1億元。
環保部副部長潘岳在3月初的新聞通氣會上曾介紹新《環保法》生效以來的進展情況，據不完全統計，新法生效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里，實施按日計罰案共15件，個案最高罰款數額為190萬元，罰款數額達723萬元;實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實施限產、停產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同時，公檢法機關也積極介入新《環保法》實施，環保行政執法得到司法機關有力支持。
潘岳強調，上述案例說明新《環保法》執行開局良好，但目前的成績還遠遠不夠。而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兩會時期談到，新《環保法》在落實政府責任、提高企業違法成本和擴大公眾參與等方面都有比較大的突破。但是，在具體實施上還有一些模糊的地方，環保部要把這些地方進行細化，還要實行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考核，在一些地市試點將環境保護納入干部政績考核。
與此對應的是，地方環保局也對一些涉事污染企業的行政處罰力度在加大。2月底，蚌埠市環保局對全市環保罰金開出近100萬元，并首次對實施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主管和具體責任人實施行政拘留。3月份，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對一家偷排廢水的企業罰款20萬元。同時也提請公安機關涉事負責人進行行政拘留。4月份，西寧市環保部門按照按日計罰相關法規要求，對一家廢水排放未達標的企業按日計罰共計89999.3元。
除了環保部門的行政執法，環境公益訴訟開始在地方出現。在3月中下旬，中華環保聯合會向山東德州市中院對一家涉嫌大氣污染的企業提起公益訴訟，索賠額度近3000萬元。這也是新《環保法》實施后，第一起針對大氣污染行為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
最近的案例是，5月18日，全國首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在福建南平開庭。北京的自然之友環境研究所與綠家園環境友好中心兩家環保組織對造成19.44畝林地原有植被嚴重破壞的幾名被告起訴，要求賠償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134萬元，如不能在三個月內恢復，另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110.19萬元。目前該案還未宣判。
不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曾專門在《經濟參考報》撰文指出，在執法方面，環保部門機構地位和執法力量結構方面都呈現倒金字塔型，這導致市、縣、鄉級的執法力量薄弱，使新《環保法》在實施過程中容易出現虛化、缺位的問題。而在司法方面，環境審判改革面臨相關人員專業性欠缺的問題，就連最高法院資源環境審判庭的法官都是從民事庭轉崗過來的，沒有專門從事資源環境審判的。
常紀文認為，新《環保法》并不高于《農業法》、《林業法》等專項法律，這使得新《環保法》只能起到指導、補充的作用，若不能確保新《環保法》的權威性，其部分規定將會被逐漸架空，乃至最后形同虛設。他還稱，若不理順上述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問題，新《環保法》將會陷于存之無用、棄之可惜的狀態，從而破壞法治的尊嚴。
| 
